《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困難》

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困難，歷史的洪流從不淹沒那些制度以外的人，哪裡有制度，那裡便有反制度，如果制度告訴你不要反制度，你應反問它做人為何要唾面自乾。


今天中共的極權不絕於二千年前的始皇帝，港人的怯懦不亞於百年前的晚清愚民，可是星漢燦爛，若出其裡；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─劉邦奮然於芒碭山斬白蛇起義，縱橫捭闔，擺脫勞役的暴秦；孫中山嘔心瀝血集成三民主義，多難興邦，喚起沉睡的蒼生，從此制度改弦易轍，歷史比想像來得真實，他們都是遊走於制度以外的演奏家，譜出段段可歌可泣的驚世戀曲。



今天的大中華還是目光狹隘，看不到自身的價值，還把不倫不類的思想制度化。


我們學會了西方的實用主義考量，卻忘卻了人家的修正機制，反過來以功利思維忖度民主自由，像德國的訟裁委員會，先讓具爭議性議題提供協商平台，讓各立場人士詈罵夠本，所怨所恨可以盡情抒發，於是便不會出現像雨傘革命那樣更高社會成本的訟裁平台，這賴於他們穩紮的哲學，人是具有理性，而且沒有抹殺的可能性，於是人的創造性便得以發揮，所以沒有康德哪有今天的audi。可悲的中國法治還承襲了韓非之流，是以人的恐懼為出發，法治的存在並不源於對人的尊重，卻自命法治、執法之名，偷換慨念，故弄玄虛。


這個時代的困難在於我們沒有比過去更先進的思想，只有跟隨強權的步伐，做奴隸的管家，喜歡否定自己來肯定他人，我們的九龍城寨被日本拿來當公園主題，我們的港英建築被老外管理的主題樂園當特色，好像這裡從未孕育出新生命一般。陳雅明對如何華夏而不柒的疑惑值得深思，人家日本拿了東方思想的倫理觀發展出自家一套新生文明，或者這也香港今天的歷史任務。


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困難，但延伸的問題是如何做，關於應不應做或可不可以做的問題，歷史已經解答了我們。